01.

1987年，张艾嘉导演《黄色故事》。电影上映前夕，片尾曲还没搞定。剧组找来了一位知名歌星，结果对方唱到一半不想唱了。又找来一位新人。试音完毕，大家一致认为他才是不二人选。这位新人名叫王杰。

(资料图)

他那首歌，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

电影《黄色故事》的出品方是香港汤臣，老板娘徐枫去找张曼玉时。曼神的经纪人告诉她，现在江湖上有个好故事，一般公司不敢动，怕拍砸了不卖钱，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回头徐枫就把小说买来看，马上约到了作者李碧华，跟她聊了三天三夜，将版权收下。

不久，徐枫去戛纳卖片，正赶上陈凯歌《孩子王》参展。她跟侯孝贤一起看片。片子太闷，侯导都看睡着了。然而徐枫还是被陈凯歌打动了。散场后，徐主动找到陈，说手上有个本子，问他有没有兴趣。陈一看，是个三流的通俗小说，就说自己还有事。

徐枫不肯放弃，一路问他：

“你拍得这么好，全国却只卖出了一个拷贝，陈凯歌，你就不觉得寂寞吗？”

陈导当时钻在第五代叙事里不肯出来，跟演员聊戏说的都是五千年文明史的事，当然瞧不上通俗小说。他跟徐枫说，自己不会改变风格。徐说没人要你改变，但你要懂得商业和艺术兼顾。前后说了一年，终于把陈凯歌拿下。

「徐枫早年出演胡金铨《侠女》，拿了戛纳技术奖」

一个“三流通俗故事”，陈导肯定不愿意照着拍。于是去陕西找到芦苇，问他对京剧有没有兴趣，说要做一个关于戏班的电影，希望他来编剧。芦苇这个戏剧发烧友很爽快，立马答应。看完小说，两人一致认为剧情不够厚重，跟民族史诗的感觉相去甚远。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芦苇先去了北京。

芦苇在北京，大量听戏，查资料。为了核实诸多细节，访问了当时最棒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三次，跟着北方昆剧团的团长丛兆环做了大量采访。光是参考书，芦苇就看了两大箱，总共算下来几十本。由于电影用北方方言，每个人物说话那股老北京味儿要给故事打底，芦苇就管陈凯歌他爹要了《茶馆》的录像带，一遍一遍反复听，百分之九十能背下来。

看资料，做访问，写完两稿剧本，前后花去一年半。第一稿剧本出来，芦苇让陈凯歌在上面画圈，说你觉得满意的就下笔。陈凯歌画来画去，总共就画5个圈。为给片子注入理想中的史诗感，芦苇把陈凯歌推荐的《末代皇帝》《墨菲斯特》撸了无数遍。两人各自写人物分析，给剧情加入隐喻，什么切手指、打嘴巴，剑、鱼缸怎么塑造人物，全都考虑到了。

做完这些工作，芦苇对整部电影的构造了然于心，每个细节都摸得特别清楚。 当时一个美工画人物造型和服饰图，画来画去都不对。

芦苇两三笔画一个，意思马上出来了。

陈凯歌就对剧组的人说：

“你们要像他这么下功夫。”

后来陈非常感谢芦苇，讨论剧本时，人物、情节包括北京的气味都在他脑子里活了过来。 演员还没找，陈凯歌已经知道怎么拍了。

02.

芦苇剧本还没弄好，陈凯歌那边开始找演员。《霸王别姬》是李碧华1979年写的。1981年，导演罗启锐，也就是日后拍《岁月神偷》那位，拍了一个电视剧版。原本想请的就是张国荣。李碧华写“程蝶衣”，是比着他写的。但彼时，张国荣迎来事业转折，害怕出演此剧影响歌手形象，就婉拒了。

这一次，徐枫无论如何希望哥哥来演。就把《号外》给张国荣拍的一张旦角照拿给陈凯歌看。起初，陈觉得张是个偶像，拿不准。

一看那照片，那风韵，立马去了香港。

见面的地方，是文华东方酒店。

也就是多年后张国荣纵身一跃的地方。

由于剧本没出来，见到哥哥后，陈导只能口述故事。噼里啪啦讲了两个多小时，这期间，张国荣不动声色，有时候看陈导，有时候不看。但讲到快完的时候，陈凯歌发现他慢慢有点绷不住了，有那么一点激动。那一刻，陈导也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就是嘴里讲的那个人。恰好这时，张国荣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了陈导的手：“谢谢你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张这边本来都敲定了，但突然又出了岔子，说档期只有四个月。 陈凯歌觉得不行，必须保证片子质量，什么时候拍完什么时候算。

徐枫只好又去打听张卫健的档期。可惜张卫健忙着养家，没时间拍什么艺术片。《末代皇帝》的主演尊龙听了此事，一心想演程蝶衣。尊龙是个孤儿，从小学戏，跟程蝶衣的人生颇有重合。考虑这一点，徐枫几乎把合约签了。但之后在影展上见到尊龙，发现他脸上线条太硬，不及哥哥那么柔美，就有点后悔。不久，报上传出尊龙为自己宠物耍大牌的事。说他为爱狗开出的条款，把徐枫惹毛了。

风波扑朔迷离，不知谁对谁错。

反正跟尊龙的合同是黄了。

“程蝶衣”终于还是落回到张国荣手上。

当时哥哥签了黄百鸣。黄一看本子，觉得可能成为其代表作，立马给了档期。为感恩，此后每年拍贺岁片，哥哥都给黄百鸣打折。

「《号外》里给张国荣做的反串造型」

段小楼的角色，李碧华最早希望成龙来演。成龙那边一看有同志倾向，当然不肯演。陈凯歌这才推荐了张丰毅。张丰毅是个彻头彻尾的硬汉。徐枫怕他拿捏不了那么细腻的情感。陈凯歌就问，你觉得霸王应该什么样？徐枫说，那得台上是霸王，台下吃喝嫖赌样样来。

陈说：“那就只能是他了。”

菊仙的角色，本来有考虑梅艳芳。但当年拍《胭脂扣》已和张国荣搭档了一次，徐枫想有点新意，于是找了巩俐。陈凯歌听了，心里还有点刺挠，说她是老谋子的人呐。徐枫才不管是谁的人。况且巩俐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其他女演员没法儿比的。

其实即便找了梅艳芳，梅也不愿演。

当初关锦鹏拍《阮玲玉》找她，她就不愿去内地。要不然，张曼玉也不会柏林封神。

03.

电影开拍前，众人先到梅兰芳先生的墓前去祭拜了一通。然后便集体陷入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不，话应该这么说：

按今天的从业标准来看，那叫做“不疯魔、不成活”，但按那个年代的创作氛围来看，这叫——最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首先是张国荣，挑战很大。陈凯歌原本给他找了表演京剧的替身，可是他没要。为了演好角色，特意买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认真研究。他每天要在北影厂练4个小时，回酒店还在房间里练动作。

发烧到38度9，依然坚持压腿。

甚至吃饭、走路时，都在练手势。

「刻苦练功的张国荣」

悟性这方面，哥哥确实也高。当时他师从张曼玲。一个动作前一天做得不到位，第二天就能做好。电影里演高力士那位“梨园第一丑”，跟张国荣搭戏时都纳闷儿，这替身学了几年戏了？人家说，什么替身啊，这是本人，那位香港明星！老先生大吃一惊，回头就约上哥哥说要演一出折子戏。

张国荣完全没有巨星架子。当时给他做形象，改男旦。他眉毛太硬，说剃就剃了。为了维持纤细身材，每天都不敢吃太饱。就这，还得长时间勒头吊眼。一般刚勒头的演员，勒久了就会吐。张国荣一勒就是大半天。由于整日脸上有妆，吃饭、喝水，都无比小心。

后来陈凯歌就觉得，人真是选对了。

记得有一场戏，在恭王府里，程蝶衣穿一双凉鞋走路。张国荣突然要换一双白袜子，开机后，他走过一个地上全是煤渣的走廊，突然停住，提起他的脚抖了抖。就这么一个细节，在场的人都眼泪婆娑。作为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程蝶衣如何在这芜糟的世上活着，哥哥一个动作，就全表现出来了。

当时陈凯歌就想：

“就那么一个破院子，铺满煤渣的走廊，怎么也掩不住这么一个演员的绝代风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04.

不光是张国荣，剧组里每个人，都在细腻处下功夫，就为了把戏拍好。 拿芦苇的话，当时大家心里有股劲儿，由于大环境，谁也没有私心没有杂欲，一心就想把电影弄好。 至于什么票房、拿奖，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时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氛围。”

巩俐为了演菊仙，翻了一大堆和妓女有关的书。张丰毅演挨打那场戏，本来说打两下就算了。但陈凯歌觉得假，于是就让四十岁以下的女士们离场，脱了裤子真打。当时在场的香港记者还以为开玩笑。真打起来，张开始还绷着，打到一半绷不住，龇牙又咧嘴。打完搂裤子，大家一看，血都给打出来了。

「《霸王别姬》里张丰毅挨打」

这是拍硬的部分。还有拍软的部分，就是霸王落泪的戏。菊仙儿死了，张丰毅却怎么都哭不出来。跟陈凯歌说，我不是那个性格。陈凯歌二话没说，把他拉到边上，跟他讲了讲自己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

一回头，张丰毅哭了。

当时电影是按时间顺序来拍的。拍到“文革”那部分，已是北京5月下旬，夏日炎炎，巨热无比。拍控诉那场戏，张国荣、巩俐和张丰毅在火堆边烤了整整一天。那场戏全程感情炸裂，需要演员全情投入，状态几近疯魔。

现在去看《霸王别姬》那一段，真的，每一帧，都在教当下的年轻演员怎么做人。

法国著名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当时恰好来北影做交流，定定地在那里，看三个人演了一天。临走时，她对陈凯歌说：

“真是太棒的演员，太棒的电影。”

这么拍出来的戏，它能不好吗？

「张国荣那一身行头都几斤重」

别说这些骨干演员。电影里的孩子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小石头、小豆子，那都是从戏曲学校里精挑细选找来的。少年小豆子扮演者尹治，出身于五代梨园世家，祖父是大名鼎鼎的贯大元。张国荣还没开拍时，第一次到片场，尹治正好在拍打自己脸那场戏。

19个耳光啊，牙床都打出血了。

张国荣看的时候，一动不动。陈凯歌刚一喊“卡”，他立马就走了。

这让陈凯歌有点意外，他以为他会上去安慰一下。结果过了几天，陈凯歌游园，看到张把尹治叫过去说： “我和你拍张照片吧。”

「现在某些演员可能连孩子都不如」

除了小演员，跑龙套的蒋雯丽，那风流的眼神，可以演活一个妓女一生的命运。演戏院老板的英达，为设计几个动作，专门跟张国荣讨论。此外，为复原老北京的场景，陈导专门去找“建筑业制图法”第一人杨占家，把街道、园林都重搭一遍。连电影里的吆喝声，都请“京城吆喝大王”臧鸿来录音。每个画面、每个声音，都有老北京的独特风韵。

这么做出来的戏，它能不好吗？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还在于陈凯歌处在创作的巅峰期。《霸王别姬》里每一个命运的隐喻，每一个镜头的处理，尽显大师风范。稍微懂点“拉片技巧”的观众去看看电影里的“镜子戏”，就足够跪下的了。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复盘一下陈导的镜子戏」

仔细看，陈导仅仅用镜子这一道具，就叙述清楚了每个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和命运走向。

有这么牛逼的导演，它能不好吗？

05.

1993年5月24日，《霸王别姬》摘下戛纳“金棕榈”。同年，韩国时任总统金泳三在总统年度报告中提到，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卖出150万台现代索纳塔汽车的利润。韩国从此着力打造文化产业。

那一年，奉俊昊刚好大学毕业。

1969年，奉俊昊生于韩国大邱。父亲是平面设计师，母亲是作家。从小他就是一名狂热的“电影爱好者”，在父母的影响下，打算成为一名电影艺术家。然而迫于父母压力，却读了延世大学社会系。读大学时，电影是他唯一心爱之物。为此，他组织观影社团，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向世界大师学习。1993年毕业后，又进入韩国电影艺术学院深造。

他在电影学院提交的毕业短片《支离破碎》偶然被导演朴赞郁看到。朴导演觉得这小子想法新奇、古怪，充满才气。当即给他打了电话。奉俊昊还没拿到毕业证，就先拿到了工作。可以说非常幸运。

而比起这件事，更加幸运的是，入行时，奉俊昊正好赶上了韩国电影产业的快车道。

在此之前，韩影几乎到了死亡边缘。

导致其死亡的第一刀，就是审查。

韩国电影审查历史悠久，早在日本殖民时期，为了从文化上殖民韩国，日本侵略者就颁布了“活动写真和映画取缔规则”，想从文化上奴役韩国人。默片《没有主人的渡船》里表现朝鲜反抗日本的情节，直接被勒令删除。

得到自主政权后，1962 年，韩国制定“电影法”。在朴槿惠他爹朴正熙的掌权下，电影的内容和经济政策非常具有压迫性，艺术家们根本没有拍摄自由。当时的电影检阅机构，会从各个方面强迫影人自我阉割。

1979年，朴正熙遭遇暗杀（ 前不久豆瓣火爆的《南山的部长们》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原以为朴死后，韩国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结果全斗焕掌权，军政来临。表面上，全用“3S政策——性(Sex)、运动(Sport)、 银幕(Screen)”放宽了对色情电影的限制。但本质上，内容审查依旧严峻。 在严苛制度下，韩国影人无法触及现实，只能拍一些模仿好莱坞的三流电影。

「电影《南山的部长们》」

1987年，政府象征性允许停止投拍前的审核，但任何电影拍摄，仍需要向政府提交两个拷贝。一旦发现“有害内容”，都必须回去重拍，否则不予上映。当时公演伦理会喜欢根据《电影法》找一些模糊理由。解释权都在他们手中。 涉及现实的题材，在韩国集体失声。远非我们今日看到的这样。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九路阿里郎》，这部用来表现纺织女工悲惨遭遇的电影，凸显女工们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男权社会下的卑微生活，有不少关于劳资冲突的描写。一部好电影，最终以“有不容忽视问题，严重损害韩国经济发展”的帽子被勒令删除大量的对白、情节。上映后，观众看得一头雾水，票房惨淡。

此后，韩国导演都对现实题材避而远之。

如此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

这时，涌动的社会激流，电影创作者们淤积已久的情绪和不断被好莱坞市场占领的局面，都为韩国电影日后爆发埋下了伏笔。

奉俊昊，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长大，一步步观察整个韩国社会的。

06.

1993年，韩影市场占有率降至15.9%，有史以来最低。韩国正式将电影作为一项文化产业。3年后，一桩判决如闪电划破了夜空。

影片《啊!梦之国》提出诉讼请求。最终，政府认为电影审查违法。艺术家表达思想、观点，应受保护。次年，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参加“釜山电影节”，向韩国全体电影从业人员作出承诺： 废除审查，振兴韩影。

那一年，我们已经拍出了《黄土地》《霸王别姬》《活着》《秋菊打官司》《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系列重磅作品，金狮、金熊、金棕榈，柏林影后，戛纳影帝，全都紧紧握在手中。而韩国，才刚刚起步。

就在金大中郑重承诺两年后，1999年6月，金访美前，数百名电影从业者削发明志，发出“文化例外于经济谈判”的呼声，表示必须死守146天的本土银幕配额底线。轰轰烈烈的剃发运动，最终让韩国守住了146天的底线。

两年后，电影法案二次修订，完全废除公演艺术振兴协会，即彻底废除审核。在那之前的1998年，韩国电影开始实行分级制，进一步释放导演们的创作活力。

这两件事，最终成为韩影崛起的源头。

「韩影“光头运动”」

1998年《泰坦尼克号》横扫全球，来到韩国，却被韩国人自己拍的《生死谍变》打趴在地。这给了韩国电影从业者巨大信心。

也就在法案二次修订那年，奉俊昊以他社会学出身的眼光，拍出了反应韩国荒诞现实的《绑架门口狗》，虽票房不佳，但在韩国电影向上走的大局下，他的第二部作品《杀人回忆》，依然获得了投资人们坚定的支持。

在这部电影里，奉以冷峻的目光回头审视那起军政韩国下的连续杀人案，将凶杀、迷案和那时期的韩国深度绑定，最终一票封神。

同时，那些从90年代走过来的导演，诸如李沧东、朴赞郁、金基德都开始交出优秀的作品。2000年，导演林权泽的《春香传》入围戛纳，后又凭《醉画仙》拿下最佳导演。此后，韩影一步步在世界上放光。

尤其在戛纳，朴赞郁的评审团大奖、全度妍的影后、李沧东的最佳剧本…一个接一个，直至去年《寄生虫》一鸣惊人，摘下金棕榈。

而多年来，奉俊昊不仅占据了我国豆瓣的高分排名，不仅拿奖拿到手软，随着韩国整体电影工业的完善，也牢牢占据着本土高票房。

2006年，韩国电影从业者们进一步就电影配额跟卢武铉政府做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奉俊昊的第三部长片《汉江怪物》却拿下历史最佳票房。其观影人次记录，要等到日后《阿凡达》上映，才被卡神打破。

经此一役，奉俊昊得到更大的信心和成长。

「《汉江怪物》同样充满对现实的讽刺」

这场胜利，一要缘于韩影对好莱坞叙事和对好莱坞工业体系的模仿，二也要得益于振兴政策下各大财团的支持。经常看韩影的观众，想必经常在片头看到“CJ Entertainment”“Showbox”“乐天”“N.E.W.”四个标志。

它们背后，正是韩国影业的四大财团。CJ集团，出自三星创始人李秉喆长子之手，Showbox是韩国好丽友集团旗下的电影投资公司，N.E.W.影业也和三星财阀之间有扯不断的关系。正是在他们的布局和努力下，韩国才有了《太极旗飘扬》《夺宝联盟》《素媛》《七号房礼物》《辩护人》这些不同类型满足观众不同口味的电影。而《寄生虫》的投资方，正是“CJ集团”。

如果说李沧东、洪尚秀、金基德等导演以各自艺术理念和超越现实的情怀为韩国的艺术电影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那么，在奉俊昊《寄生虫》横扫奥斯卡幕后，韩国商业电影工业体系的发达，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加上前面的分级制度和本土配额战斗，才让奉俊昊一个人的才华，得到了最大发挥。

一人的荣耀，也是一群人的荣耀。

可以说，《寄生虫》是20多年来韩影产业发展的胜利。它是韩国电影破除旧枷锁后，从业者们齐心合力打造的一颗明珠。

07.

不经意间，《寄生虫》做到了《霸王别姬》没能做到的事，还创造了奥斯卡历史。

可咱们回头搂一眼看看，1993年，陈导扬名全球时，奉俊昊大学才毕业，连正式的电影深造都还没开始，1984年，陈导拍出《黄土地》，韩影还在搞色情片，1988年，张导凭《红高粱》拿奖，韩国电影人还一脸懵逼。可不知从啥时候起，韩国电影连连拍出优秀作品的速度，一步步超过了我们。

《熔炉》《素媛》《七号房的礼物》《82年的金智英》这些电影，贡献的不止是眼泪、悲伤和共情，还有深刻的人文反思。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做不到。

20年间，丰富多彩的类型、足够健全的产业、政策扶持和灵活自由的创作空间，仿佛给韩国电影加上了一排助推器。 这20年间的前后差异，不禁让我想到了《三体》里面的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技术爆炸。

在大刘笔下，科技不是线性发展，会突然有一个爆发期。技术爆炸的飞跃，可以让一个落后文明，瞬间超越比自己发达几百年的文明。

或许在文化产业层面，也有这样的爆炸。

在完备的产业系统下，别人很快就能追上你，甚至超越你。 尤其是当别人拥有了完善的产业支持，越来越多的人才储备和精益求精的创造自律后，你却连当初拍摄《红高粱》《霸王别姬》时就已具备的创作激情、演员素养和疯魔状态都丢到九霄云外，一心只想搞钱…那最终的结局，还有啥可说的？

「当年我们是去走红毯，不是蹭」

当年我们是怎么拍《红高粱》的，我之前写过。1992年我们是怎么拍《霸王别姬》的，前面也都说了。而现在怎么拍电影，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职业素养和创作激情，有人背叛了。产业爆炸，我们却也没怎么赶上。

别人拿个奥斯卡，那不就只能酸了。

另外，在《三体》里，三体世界的科技发展，一直是匀速的。倒是地球有过科技爆炸。但后来，封闭压抑的三体文明接触地球开阔的人文后，居然也产生了技术上的飞跃。可见科技爆炸的土壤，离不开环境的松绑。

科技如此，想必文化产业亦然。

据说当年《霸王别姬》送审时，陈凯歌胆子很大，给了假剧本。成片出来后，投资方估计不太好上映，想方设法找到了邓林，请他把电影给邓公看看，问一下邓公的态度。结果邓公看了，说没啥，改一改，可以放。

传闻北影厂长成志谷当时检讨都写好了，正准备交上去，结果上映批准下来了。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怀疑这是个假段子。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霸王别姬」超长幕后花絮》

[2]《陈凯歌再谈霸王别姬》，陈凯歌

[3]《徐枫在金马奖后的采访》，徐枫专访

[4]《韩影审查及其政策演变》，张璐

[5]《韩国电影如何逆流而上》，周末画报

[6]《奉俊昊：与韩影一起崛起的影迷》，南方周末

[7]《张国荣关于霸王别姬的采访》，可凡倾听